在线美工 大唐盛世到底有多富?国库里只有冰冷的“几十亿”,还真让人头疼

发布日期:2024-10-31 12:21    点击次数:147

在线美工 大唐盛世到底有多富?国库里只有冰冷的“几十亿”,还真让人头疼

中国历史上最不缺的就是王朝的治乱兴衰在线美工。

如何判定一个王朝是趋向兴盛还是走向衰退?经济走势一般被作为重要的风向标。但也有不适用的时候,比如安史之乱素来被视为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,而此时唐王朝仍处在上升阶段——河西与陇右遍地良田,长江流域经济得到进一步开发,关中和河东地区的米价降到了历史新低,很多地方一斗米只需要三文钱,买一匹绢才需要两百钱,这对于一个自然经济主导下的王朝来说已属不易。民间百姓生活相对富足,连诗人杜甫都忍不住在自己的诗作《忆昔》中赞叹——

“忆昔开元全盛日,小邑犹藏万家室。稻米流脂粟米白,公私仓廪俱丰实……”

诗人写作这首诗时,已经是安史之乱爆发后,社会形势变化所带来的巨大反差感,容易让诗人对过去有所美化。不过,彼时的杜甫长期流转于王朝统治核心地带,他的这番生活记录应该是可靠的。此外,当时的杜甫尚未通过科举谋取到一官半职,生活上并不顺意,但他仍然能够做出如此感慨,说明唐朝在开元和天宝初的强盛大体是可信的。当然,杜甫毕竟仅能表达自己作为个体最直观的感受,而如果将视角向上移动,就会发现这场盛世的确货真价实。

唐玄宗带头“炫富”

没钱的王朝千篇一律,但有钱的朝代各有各的玩儿法。

天宝八载(749),距离安史之乱爆发还有六年,年近70岁的“大唐集团总裁”唐玄宗李隆基突然来了兴致,决定带领朝臣一同去参观国库。确切地说,是专门用来存放全国各道州县所上交租赋的左藏库。

唐制中以太府寺来管理全国的财赋税收,太府寺统辖下的部门又分为左藏库和右藏库,左藏库主要接收租赋收益,而右藏库则负责接收地方州县给中央的贡品。其中,左藏库的地位更为显要,据《唐六典》所载:

“诸州庸、调及折租等物应送京者,并贮左藏……”

唐朝都城长安和后来的东都洛阳均设置左藏库。负责管理左藏库的官员虽然职衔最高只有从七品,但位卑权重。一般人不能接近左藏库,且四周都有军士守卫,就连唐太宗想从左藏库支取一部分资金来应付开销,都需要走专门的手续。而也正是如此,朝臣们必须经由唐玄宗亲自带领才能一睹左藏库内部虚实。

朝臣们进入库房后,许多人被眼前堆积如山的金帛惊呆了。也许之前皇帝曾经从这里支取金帛赏赐给他们,但他们从来没有想过,自己得到的和眼前景象相比,竟连九牛一毛都算不上。当然,参观不白看,为了显示自己的大度,也为了让朝臣更加服膺于自己创造的盛世华景在线美工,唐玄宗下令直接从中取出一部分金帛赏赐群臣,而兼职管理左藏库的杨国忠因为“工作成果”颇丰也得到更多赏赐(玄宗面赐国忠金紫,兼权太府卿事)。三年后,唐玄宗又带领群臣参观左藏库,按照官阶赐予数量不等的丝织品。

左藏库中的财富,基本来自于各道州县的土地和人口税,这些税很多是以稻米等形式上交的。稻米放久了容易生虫或因环境潮湿而发馊,不易保存,所以被杨国忠等人拿到米价相对高的地方售卖,换为绢帛或其他物资。时间久了,便积累起大量财富。据杜佑在《通典》中的统计,在唐玄宗炫富的这一年,唐王朝的国库收入达到历史新高——

“凡天下诸色米都九千六百六万二千二百二十石。和籴一百一十三万九千五百三十石……”

当然,在这个过程中,也不免有一些朝臣的巧取豪夺,杨国忠也因此被冠以“聚敛能手”的头衔。但玄宗并不在意这些,因为在他看来,眼下四海升平,仅一个左藏库的财富都堆积如山,还不算自己的“小金库”——大盈与琼林二库。守着如此巨额财富,玄宗似乎没什么可顾忌的了。但事实真是如此吗?

开元盛世为何这么有钱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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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玄宗继位之时,赶上了最好的时候。唐开国以来,太宗君臣论治,注重与民休息,边地多战事,但多能以速胜平定。高宗朝短暂,此后武则天改朝换代,建立周政权,但大体上仍延续了唐初定下的一系列方针制度。最重要的是,武则天为唐玄宗留下了一大批治国能臣,如姚崇、宋璟和张说等。这些人中很多有在地方从政的经验,懂得民间疾苦,而唐玄宗又能给予其充分信任,所以玄宗朝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。李隆基时值壮年,也很想干一番事业,所以虚心纳谏,克制欲望,政风清廉,国势蒸蒸日上也在意料之中。

经济发展起来了,但这不代表税收也会随之大量增加,为此,玄宗决定削减甚至剥夺一些食封贵族的待遇,给中央财政减轻负担。此外,这一时期土地兼并较为严重,土地所有和户口数量等情况不清,也需要专门清查,以确定征税对象和合理的标准,便有了唐玄宗支持下的宇文融“括户”之举(指通过检查户口,将隐漏不报和逃亡人口搜括出来)。据陈明光先生研究考证,在开元九年到十二年(721-724)的三年多时间里,朝廷掌握的纳税户数增加了八十万之巨。

在解决了发展经济和征税两方面的问题后,玄宗在开元初关乎“花钱”的问题上非常谨慎。与安史之乱后唐廷“量出制入”(即先确定花多少钱再去征收)不同,玄宗采取的是“量入为出”的相反原则。这样就在无形之中遏制了许多官员额外加征税赋。在这方面,玄宗任用了许多能人,即便是被民间长期视为“口蜜腹剑”的李林甫,在协助唐玄宗花钱的方面做得也无可指摘。如之前左藏库负责掌管来自全国赋调租税收入的职能,就被李林甫组织人员编写成具体条文载入《唐六典》。

据白钢先生编著的《中国政治制度史》所载,开元二十四年(736),时任户部尚书的李林甫颁发《长行旨条》五卷,将赋税收入细目、税率,并将征收放免办法形成条文,成为各州县编制和审查预算的准则,进一步改革了财政预算的体制。

李林甫和张九龄等人为争权内讧,落井下石,道德上有问题不假;但是在巩固唐初以来的制度建设方面,他们努力让经济制度跟上而不是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节奏,也是不可否认的。即便《旧唐书》的撰者鄙视李林甫的两面三刀,也不得不慨叹:

“宰相用事之盛,开元已来在线美工,外包美工未有其比。然每事过慎,条理众务,增修纲纪,中外迁除,皆有恒度。”

意思是说,唐玄宗给予李林甫高度信任,使其权倾一时,但李林甫行政能力突出,做事情的确无可指摘。

国势崩坏下左藏库的命运

折腾了半辈子,唐玄宗也想好好享受一番,而杨贵妃的出现更让他绞尽脑汁花钱来博美人一笑。于是,为了满足二人的娱乐和休闲需求,关中地区兴建了众多设施;爱妃想吃口新鲜荔枝,唐玄宗更是利用驿站系统马不停蹄地接力转送。在李林甫病逝后,杨国忠把持了财政大权,并迅速迎合唐玄宗日益膨胀的物质需求。由于杨国忠的顺从,唐玄宗放心地将更多权力委托给他,使杨国忠得以兼任多个要职,包括吏部尚书、集贤殿大学士、太清太微宫使、判度支、剑南节度、山南西道采访、两京出纳租庸铸钱等,并培植起一批为其敛财的党羽。左藏库的绫罗绸缎堆积如山,也与杨国忠的搜刮聚敛有一定关系。

唐玄宗在对待杨贵妃时舍得花钱,在对外战争中同样如此。吐蕃是唐朝在西北地区的劲敌,从太宗朝开始就与其冲突不断,于是玄宗立即命令河西陇右的唐军精锐主动出击,攻打青海地区被吐蕃军占据的石堡城。唐军死伤数万,后勤耗费巨大,最终才夺取一个只有几百吐蕃兵守卫的据点。

这还不算完,杨国忠恃宠而骄,也想在边境线上找些便宜,于是挑起与南诏的战事。这场战争更是旷日持久,由于唐军不服水土,战线又拖得过长,结果“馈饷之所乏,物故者十八九。凡举二十万众,弃之死地,只轮不还,人衔冤毒,无敢言者”。据相关统计,唐朝在安史之乱发生前几年的军事开销高达1260万石一年,而天宝年间每年的地税收入也才1240万石左右。

唐廷在对南诏的战争中损失惨重,而杨国忠仍以大获全胜加以粉饰,玄宗事后有可能得知真相,但也懒得追究,毕竟左藏库有钱,经得起折腾。

可是,经济上的富裕,掩盖了政治上的深层问题。在频繁的对外战争中,许多边地将帅的权力不断增长,并背着朝廷豢养私军,其中以范阳的安禄山最为典型。而唐初以来均田制与租调制度的崩坏,更导致大量破产农民流入军队。唐初的统治者原先把三分之二的军队都安置在关中地区,以实现对地方的有力控制。而到了天宝元年(742),形势发生逆转,内地的唐军只有8万人左右,而掌握在藩镇节度使手中的边防军已经达到了49万之众,这些还不算边地将帅私自训练培养的卫队。

唐廷对安禄山的疏于防范最终导致了大规模军事叛乱的发生,河北二十四州县在极短时间内沦陷,此后唐军主力在洛阳与潼关相继战败。大难临头,但唐玄宗还算清醒,他觉得事情到了这份上,该花钱的地方一定要舍得——于是为了保卫长安,玄宗又想起了自己那资产丰盈的左藏库,下令从中拿出大量金钱锦帛募集新军抵抗。

皇帝是豁出去了,但兼任左藏出纳使的宰相杨国忠却执意抱紧坛坛罐罐,不肯轻易放手。据《旧唐书·食货志》所载,安禄山起兵之时,“两京仓库盈溢而不可名”,但杨国忠坚称“不可耗正库之物”。为了募集到军费,杨国忠宁可安排御史崔众去尚未被战乱波及的河东地区出售僧籍。由于唐代出家人大多可享受不纳税的特权,导致不少人趋之若鹜,短时间内就得钱百万,杨国忠趁机又发了一笔横财。

到了玄宗带着杨贵妃匆忙逃离长安的前夜,杨国忠才发现很多国库里的东西带不走,他建议唐玄宗将其付之一炬。但唐玄宗居然生出了一个不知是良心未泯还是有些天真的想法——“只要我不毁掉左藏库,叛军进来搜刮走这些财富,吃饱喝足,就不会再去伤害我的子民了。”

但后来的事实发展显然同其设想相反。玄宗一行人刚撤离长安,不少百姓就趁乱冲入宫禁左藏库中抢夺,左藏库燃起了熊熊大火。安史叛军进城后,又把长安城翻了个底朝天。诗人杜甫当时也遭囚禁,看到昔日的盛世图景碎了一地,不觉哀叹——“国破山河在,城春草木深”。仅仅几个字便道尽了叛军洗劫后的衰败景象。

后来,唐军终于收复了长安,但左藏库物资充盈已经人尽皆知,许多勤王的将帅都想利用这段动乱时期从中捞走一笔。此时掌管财政的是第五琦(字禹珪,唐朝政治家、理财家),他发现哪个山头也得罪不起,于是干脆将左藏库合并入皇帝的私人金库,即大盈和琼林两库,这才让此事有所平息。但这又助长了皇帝的私欲,而且皇室开支和国家管理的用度不分明,也导致财政系统低效混乱。

到了唐德宗朝,左藏库掌握租赋的职能才在宰相杨炎的坚持下被恢复。可皇帝私人金库对国库储备的侵蚀却未因此中断,国库与皇帝私库的财富也被更多人觊觎。结果长安城又被一伙乱兵攻占,而驱动这些乱兵谋乱的直接动力,正是储存皇帝私人财富的大盈与琼林二库。

参考文献:

1.(宋)司马光:《资治通鉴》,中华书局,2011年8月。

2.(后晋)刘昫:《旧唐书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75年5月。

3.白钢主编:《中国政治制度史》,北京: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2007年5月。

4.陈明光:《唐代财政史新编》,北京: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,1991年9月。

5.张明扬:《弃长安》,北京:天地出版社,2022年1月。

6.张帆:《中国古代简史》,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15年9月。

7.葛承雍:《唐代的左藏、右藏与内藏》,《人文杂志》,1990年第5期。

8.周云:《唐代太府寺研究》,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在线美工,2013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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